大国的崩溃与主义的末路——论苏东剧变
大国的崩溃与主义的末路
——论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制度的转变
苏东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在这一系列国家的剧变中，苏联的解体无疑又是最让人震惊，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苏联为什么会突然走向崩溃？一个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是怎样走上解体的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传统的苏共捍卫者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西方国家长期不懈的破坏运动的结果。他们声称，苏联一经成立，就遭到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家的敌对。英美等国家还千方百计地对苏联进行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抵制和思想上的渗透，力求使苏联走向灭亡。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把苏联推向崩溃的边缘。这时，一直伺机破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终于有了机会。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完全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外来力量的破坏是不负责任的，任何时候事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内部，何况这一说法的持有者本身也承认，是苏联混乱的国内情况给了外来势力以可趁之机，后者才能下手。
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民主的胜利”。在20世纪初期，俄国和附近国家都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在这个时刻，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把俄国人民从“沙皇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之后，新成立的国家又经历了一战的打击和其他敌对国家的围困——为了度过这些难关，社会主义的俄国同仇敌忾地忍受了长期的艰苦生活，一直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苏共的政权也更加巩固。但事实上，危机时代将强势政府正当化，当危机时代的记忆逐渐消退时，社会也就开始排斥军事统治。也因此，在苏联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几十年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度集权的政治显得格外难以忍受。对比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和生活的优越性，苏联的种种不足——生活品的缺乏，经济的失衡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笨拙，使人窒息的政治体制等等，显得尤为突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苏联的国家制度导致，因此人民的矛头纷纷指向这一制度及其背后的主义，即哈维尔（Vacalv Havel）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在这些社会里并未强大到足以抹煞民主理念，然其正统性却成为其后民主化的桎梏。
所谓正统性，即该制度在本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及长久的习惯优势。一个没有正统性的政权会更容易被推翻。而苏联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正统性正在日益沦丧。这一正统性危机主要来自于当时的经济危机。从1928到1975年，苏联的GDP增长速度一直远远超过美国，但在70年代中期，成长率开始缓慢下来。苏联的经济问题还反映在它严重失衡的产业比例上，国家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在重工业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生产则严重落后。百货公司门前的长队成了长期以来苏联国内的一景。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任何一件商品的生产都在国家计划中，它的不灵活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危机。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使它进入煤铁时代，但却不能应对信息时代的需求。而经济问题放在更大危机的脉络中，是与整个体制正统性相关的危机。经济的挫败，引起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反感，暴露出社会基础结构的脆弱，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危机还导致了思想控制的失败。人们对于政府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抱有燃烧不已的愤怒。事实上，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大清洗运动，每个家庭都遭受了损失。对于不正当、不应有的牺牲，苏维埃政权没有负起责任。而且人们也发现，在这个号称没有阶级的国家里，阶级的分化已经悄然显现。新的阶级已经兴起：党国精英。他们用自己的权力给自己谋取了许多不应谋取的利益。这带领着整个社会走向权力的腐化。
在十九世纪，欧洲对俄罗斯人的观点是“在奴隶状态中一筹莫展，除恐怖与野心之外什么都不想接受的种族”。他们对民主没有兴趣也没有准备，俄罗斯人在苏联的体制下追求的是安全、秩序和权威，希冀分享苏维埃政权赐予的帝国雄风和超强地位这一类的特别的恩惠，而自愿居于囚禁之中。就是这样的民族也忍不住要呼唤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开始追求自主和尊严，抓住了一切机会向共产党投下反对的一票。最后联盟解体，苏共下台，西方学者称，这是苏联人“政治的成熟”。
说到这种转变，就不能不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氏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导火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公开性”、“自由化”及“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志，在经济、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把苏联推向了末路。
戈氏最先改革的是媒体，他提出了媒体的“公开性”，一时间，《星火》周刊、《真理报》等国家一流媒体都更换了主编，其性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从前只为政府做宣传、充当大众蒙蔽者的媒体纷纷表白了自己的非官方立场，宣布自己成了彻底的自由媒体。以前的内幕大量的被揭发出来，包括一些黑暗的足以让人民对国家失去信心的事实。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使国内思想走向多元化，国内的知识分子都被西方吸引，大量地在媒体上宣扬革命性观点。戈氏的“自由化”又使得这些思想的传播不受限制，这对苏联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对以前案件的平反和对过去历史的审判，包括对前领导人生活的揭发，都使苏联的思想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经济。他实行高度的企业自治，决定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政府以及工厂、农庄等生产组织。经济自由化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中央领导人的频繁变动、黑市活动的猖狂以及官员权力的滥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普遍消费品匮乏、物价大幅上涨、卢布贬值、政府赤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此还引起了罢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苏联面对着严重的困境。
这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国内党国精英的支持，他们的利益明显因为戈氏的改革而受到了损失。而戈尔巴乔夫对于采纳激进的经济改革政策还心存犹豫。他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正如根季纳·佐特耶夫所言：“也许我们需要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劝说国家付出引进一个真正市场的代价。”戈氏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党的力量下降。在以前，党的成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重要职位，而到民主化改革的最后，政府开始拒绝通过党的决议。戈尔巴乔夫失去了精英的支持，也破坏了原来国家的组织结构。
于是，原来的党国精英们开始筹划推翻这个制度。他们在这一变革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精英们多是企业的高级领导层、主要媒体的主编、银行金融业的领导等。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分化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新生阶层，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和基础。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就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获利。在80年代时，他们开始从事私人生意。他们抛弃了无用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主义引进了苏联。党国精英执着于方法，他们注重实际性，追求物质与权力。一句话可以很好的反映他们的心态：“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统治体制没有经济上的束缚，只维系在历史、文化、情感的纽带上，官员被称为“公仆”，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要为公众服务。但是当面临物质私利时，这种体制就会很快失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苏联转向了资本主义，与西方的对比使党国精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国家精英们的差距：物质报酬少、其他待遇也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他们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向资本家转变着。在1987年，部分精英开始成为资本家，到1989年时，精英资本家已是遍地开花。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采用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实行地方分权；第二个选择是仅进行点滴改革，回归旧体制；这两种选择都是精英们所不愿见到的，于是他们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实行资本主义。
为什么不实行资本主义呢？既然这符合党国精英们的利益，并且得到其他一部分人的支持，并且不会受到群众的反对。于是，改变的必要性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知识分子，西化的知识分子，被西方的思想所吸引，一心要在苏联建设西化的制度；经济学家也鼓吹资本主义，他们要求让市场调控一切，何况他们本身还能从中获利；私人业主热情地讴歌资本主义，他们希望它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实行；而这些势力，依靠的就是党国精英的力量，也是决定性的力量。于是，变革发生了。这些精英们亲手拆散了苏维埃的联盟，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推行起资本主义。至于他们自己，仍然坐在原来的精英位置上，并且得到的利益更多。所以，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民族矛盾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的“一刀切”强迫政策和超越实际的民族观都使民族矛盾加深升级，并最终导致了各加盟国的脱离。但这与制度的变革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长期的经济政治问题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加剧。
就这样，苏联解体了。它的解体现在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错误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至少说明了一种模式的失败，即“后极权主义”的挫折。这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所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