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声到沉默——论康雍乾时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从有声到沉默
——论康雍乾时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康乾盛世，确切的说是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的“回光返照”时期。在这个阶段，清王朝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盛世之名，由此而得。但蕴藏在盛世背后的，却只是帝国落日的余晖。统治者把专制的力量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秘密立储、奏折制、军机处、海禁政策，无不体现了君主的高度集权。仅从康雍乾三帝对文化方面的控制政策来看，就可以发现当时君权的集中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
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清朝自然免不了被汉族知识分子抵制的命运。清初，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固执地不肯放弃原来的王朝，特别是明朝的大儒们，更是以笔墨为刀枪，著书立说以反清复明。清初的三位大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就是坚守传统文化的典范。他们无力反抗这个朝廷的政权，就只有守住传统文化这一块阵地。即所谓的“壁立万仞，只争一线”。他们进行了一场痛定思痛的文化反思，这使先秦“夷夏之辨”从零散的伦理言说发展到完整的理论表述。这也使以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且无论是理性触及的深度，还是感性诉诸社会动员的力度，都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然而当顾炎武和王夫之相继去世后，活得最长的黄宗羲却看到了他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开头。他看着清朝的统治者们在维护了他们的武力统治后又巩固了他们的精神统治：几乎所有的文人士绅都放弃武力抵抗，认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历史强迫他看到的，还有更为残酷的第三层：康熙不仅认同了前朝的历史文化，甚至宽容他对这一文化政策转向的最初抵抗，从容等待他从岩穴隐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来“保”其文化“天下”了！这样的转变令他无法适从，也令一大批人无法适从。这些知识分子不明白自己该怎样接着维护前朝——既然唯一的联系已经断裂，唯一的阵地已经失去。统治者承认了他们的文化，这就使他们不能再把维护传统文化作为忠于前朝的理由。而这也正是康熙之后的统治者们聪明的地方。他们承认了自己作为外族的文化弱势，并坦率地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他们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们不会太长久地坚持他们的立场，前朝遗老和文化顺民之间，就只差那么一层薄薄的窗纸。只要统治者肯接受汉族的文明，这层窗纸很容易就可以捅破。正如前人所言，“他们只要一跃而为文化清流， 这是螺旋的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圆，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就使知识分子们完成了对强权政治的承认。统治者在纸的这一边只要跪下一只腿——认同对方的历史文化， 就能赚得对方在这张纸的那一边跪下两只腿，全方位认同新的统治秩序。到最后，反清如黄宗羲，也不得不屈服于清朝。晚年不得不与新朝权贵交接，为儿子谋取文职进入史局，尤其是安排学生万斯同、万贞一等人下山入京参加《明史》修纂，为争得历史文化的编撰权，不惜在政治操守上打一个折扣。这样的康熙是从容不迫的，他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看着除了黄宗羲之外，又有一大批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转而承认了外族建立的清朝，承认了这个宽宏大度的君主。康乾之世，就是这样一步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们从文化自矜到政治顺从的转变。
对士大夫，特别是明朝遗民的拉拢，还体现在后面的一系列文化措施上。康雍乾三位皇帝不光自身注意学习汉族文化，更注重通过满足士大夫们的入仕需要来平复他们的反抗，消除他们的“从逆之念”。在康熙时期，反清武装斗争基本已经宣告平息，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转为笼络为主。康熙年间开设的“博学鸿儒科”，就是专门拉拢士大夫中的知名人士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还被从全国各地调去篡修《明史》，不仅一批原本自命清高的名士纷纷入于清廷彀中，拒不从命的遗民们也因为清朝并不过分相逼而缓和了对清的态度。这次《明史》的修篡，更使得一般民众对清的印象大为改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乾隆还曾多次巡视江南，所到之处召见名流学者，赐以官位，或考察当地士子，授以官职。乾隆还对清朝一些鄙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官员们说，“修己治人之道，各载于书”，因此“书气贰字，尤为宝贵”。并说自己每日读书论道，也不过是个书生而已。其优容知识分子到如此地步。这些手段，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朝的统治也通过了这些措施得到了巩固。
对于不肯安分的知识分子们，皇帝们采取的不仅是嘉奖、拉拢的手段，还有各种隐形的限制。尊崇程朱，就是康乾时候给读书人套上的一条软枷锁。康熙后期，以“御篡”的名义汇编《朱子全书》，又编写大批体现理学思想的解经、注经著作。为表示对朱熹的尊崇，康熙还把他列在了孔门弟子“十哲”之后，让他做了第十一哲。康雍乾皇帝本人也精研理学著作，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康熙曾说，“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其真实目的，可见一斑。听话的人，就是“道学”；厌恶的儒臣，就变成了“假道学”。用刻板的理学圈住了人心，大清的朝廷自然稳稳当当，安如泰山。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就产生了著名的乾嘉学派。清初的时候，顾炎武还在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在号召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关心国事。到康乾时候，这种风气已经被压制了下去。很少有人再去对国事进行批评，生怕因为这个进了牢房、丢了脑袋。清朝的两大显学是经学和小学。小学家研究的是文字、音韵和训诂，吃的是语言文字饭；经学家则埋首经书，整理了《诗》、《书》、《礼》、《易》和《春秋》，还鉴别了一些书的真伪，搜集了一些散失佚亡的古籍。而对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变迁，乃至皇帝的得失，知识分子们不再关心，也不敢关心了。大多数人文学者都皓首穷经，埋头于古籍之中，为了穷究一个字，可以考证千言。但对于时政，却都噤若寒蝉，一言不发。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清朝，终于有了清末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心时政的批判传统，也就此大致了断。
修书也是清朝统治者拉拢知识分子的一大有力手段。不少大儒就是为了修书而走出山门，进而通过修书而接受了新朝，半推半就地成了清王朝的文化顺民。事实上，清朝的大型图书的编篡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修即在这个时段。然而深入思考后我们就可发现，这些成就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除了《康熙字典》外，整个清朝的字典业可以说是一片萧条——因为没有人敢指摘《康熙字典》。而在《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编著过程中，大量的史实被篡改，大量的书籍被销毁，一切都围绕统治者的意志进行：传统文化面临着被斩首的处境。经历了大型类书的编篡后，许多书籍和历史就此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有皇帝们希望剩下来的。
这种文化专制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文字狱。这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在清朝被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频发和误判几乎接近疯狂。康熙朝对汉族分子的写作还一直以宽容为主流，除了戴名世的《南山集》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案子。而到了雍正朝，文字狱明显增多，有案可查的就有二十多起。最著名的当属吕留良的文字案，在这起文字狱中，吕家的男女老少一百多口都被处死。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更是高潮迭起。乾隆皇帝对文字的苛求到了病态的程度，也因此产生了王锡侯的《字贯》案等一系列大案。整个清朝被文字狱弄得人心惶惶，敢于说话的文人都成了文字狱下的牺牲品，还有一部分官僚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知识分子的行列，摇身一变，成了文字狱的推波助澜者。最后剩下的人也不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搞起了古书和考据。这样一来，统治者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了。
通过这些措施，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成功地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从明朝的知识分子变成清朝的知识分子，从国家的观察者和批评者变成单纯的学术研究者。也正是在这种政策下，清朝实现了它统治的巩固。但同时，它也不再能听到批评的声音，并在盛世的太阳下一步步走向末路的阴影。长夜无歌，万马齐喑，大清帝国就这样归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