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利亚到马其顿——希腊地区的文明传承
从多利亚到马其顿
——希腊地区的文明传承
伟大的盲诗人荷马为我们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荷马史诗》，千百年来引起了无数人的追思和遐想。但是直到19世纪，荷马的记述仍然被视为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神话。直到卓越的学者施里曼依据《荷马史诗》的记载找到了特洛伊古城（后来证明是一个更古老的文明），希腊史前文明才真正开始为世人所了解。经过伊文思、窦普菲德、布勒根等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爱琴文明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面前。爱琴文明中有迈锡尼古城、克里特迷宫等引人入胜的遗迹和普里阿摩斯宝藏、克里特泥板铭文、克诺索斯壁画等文物，向人们揭示公元前3000年前这里光照千古的奇迹。然而，这一文明却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以迈锡尼诸城的毁灭而宣告结束。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公元前13世纪50年代时，埃及与赫梯帝国的争霸使两国的国力都受到极大损伤，而与这两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迈锡尼文明也受到巨大的经济打击。又由于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各个文明是互相联系的，埃及和赫梯文明的衰落，无疑会给迈锡尼以一定影响。从迈锡尼内部说，国内战争频繁，王位不断更迭，局势动荡不安，国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就这样,迈锡尼一步步地走向衰亡.而最终把它推向毁灭的,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野蛮民族:多利亚人.
多利亚人南下征战几十年,使昌盛的爱琴文明陷于衰落,希腊地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短暂的黑暗之后是更为辉煌的文明,希腊文明继承了爱琴文明,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现代欧洲文明的起源.
在希腊文明中，最著名的毫无疑问是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而让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城邦的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得到充分的发展，发展起灿若群星的文化；而斯巴达的居民则崇尚武力，成为一个尚武的国家，文化事业几乎停滞。这与他们的民族构成似乎不无关系。
雅典人属于爱奥尼亚人的一支，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进入阿提卡。在希腊英雄时代，雅典人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与同时代的迈锡尼文明相比，雅典人无疑是落后的。然而，公元前1200年前，野蛮的多利亚部族南下扫荡，雅典未被征服而得以保全，成为伯罗奔尼撒难民的居留地。这个“落后”的雅典在希腊时代成为了先进地区。
从社会制度上看，雅典人的奴隶制经过了从初期到成熟的阶段，其政治制度也从“王政”、贵族政治和僭主政治，最终发展成为奴隶主民主政治，成为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开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现在看来无疑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例如，它只在奴隶主和自由人中实行，它的实施需要有财产的保证，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排除在外，等等。但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攻击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它的一系列措施——抛开当时奴隶制的局限性不谈——都使雅典政治走向一个民主的极端。当时的雅典，有九雅康委员会、民众大会、最高法院等机构，官员都有固定任期，每个公民都亲身参政，等等。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在雅典，每个人都是总统。”雅典的民主气氛使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与文化艺术得到很大发展，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受爱国精神鼓舞，为保卫自己的文化、语言及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自由而战，取得了英勇的胜利。
相比之下，斯巴达人就没有雅典的民主风气。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在经过数次变迁后，最终停留在奴隶主贵族政治阶段上。虽然有民众大会等机构来决定国家大事，但日常政务还是被把持在执政官手中，其民主程度比起雅典来差了不知多少。斯巴达人氏族残余严重，政治任务不多，因此政治制度也较简单。比起雅典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梭伦变法、克里斯梯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来说，斯巴达的政治史简直乏善可陈。
雅典的商业也很发达，海上力量的强大使他们可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这一切都为雅典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哲学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成为西方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以“爱智慧”的精神发展了唯心论哲学，其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世界。在艺术上，帕特农神庙表现了雅典高超的建筑水平，瓶画术也达到了极为精妙的境界。在文学上，埃斯库洛斯和阿里斯托份并驾齐驱，分别被称为“悲剧之父”和“戏剧之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名副其实的史学巨著。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是整个希腊的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最繁荣的时代，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
而此时的斯巴达呢？却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文化艺术成就。从斯巴达的国内现状来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斯巴达是一个军事化国家，所有的男子都一生从事军事训练，甚至私生活也是军事化的。弱小的初生婴儿被抛弃，只有美丽健壮的婴儿才可以存活。这样的生活使斯巴达人性格沉稳而坚毅，但缺乏浪漫的情怀和热烈的情感。全国终年处于战斗空气的笼罩下。他们认为人数众多的希洛人会反抗他们的统治，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巩固奴隶制生产关系进行。在这样的条件下，难怪斯巴达会成为一片文化荒漠了。事实上，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也是贡献很少的。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斯巴达人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祖先就是早年毁灭了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看来，这个“野蛮”的民族还是没能追上此地原来的发达文明。不幸的是，继迈锡尼文明毁于多利亚人之手后，历史重演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强悍的斯巴达人战胜了雅典人民，取得了胜利，结束了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并以三十寡头政治取而代之。虽然雅典的失败是奴隶制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它所引起的后果仍不能说是正面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地区的局势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而北方的马其顿国家却日益强盛起来，并趁乱南下，征服了希腊。
历史在这里又呈现出了它的规律性。当时多利亚人战胜迈锡尼是因为迈锡尼的对外战争和社会发展引起的内部矛盾使它趋于衰落，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取胜又是因为雅典高度发达的奴隶制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现在，繁荣的希腊诸国被他们所称的野蛮人马其顿征服，同样是因为他们的奴隶制太过发达而引发的贫富尖锐斗争所致。马其顿人在作为征服者时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刚刚拜希腊诸国为师，模仿实施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制度。它之所以能取胜,是因为当时它的奴隶制生产关系还未充分发展，比较希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内部矛盾尚未尖锐化，全国能团结一致，战斗力强。太过于先进的国家往往会有“死于安乐”的结果，而拥有新鲜血液的落后民族反而能“生于忧患”，这是历史常开的一个玩笑。
自马其顿人的征服后，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始实行东西方文化合流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希腊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交往与融合，使文化事业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为后期希腊文化，是希腊文化与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国文化融合的新成果，同样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这些史实说明，战争和野蛮的入侵无法阻止文明前进的步伐，落后的民族最终还是要接受和发展先进的文明以维护自身的政权。此后的时期里，希腊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得以传承延续，继续书写着人类的历史。